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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兆骞 不要带着政治焦虑来看待诺贝尔奖

更新时间:2019-04-03 15:21

   《文学即人学》

  作者:汪兆骞

  版本:现代出版社

  2018年11月 汪兆骞,生于1941年,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,原《当代》副主编兼《文学故事报》主编。中国作协会员。著有经典史诗级民国大师集体传记《民国清流》系列七卷本,及《往事流光》《香盈碧莲花》《春明门内客》《记忆飘逝》《紫塞烟云》《张骞》等。

  诺奖在时下的权威性无可回避,其文学奖因受众之广更为人瞩目。许多国家及其写作者对该奖心存向往乃现实一种,中国的诺奖情结也绝非孤例。2012年莫言得奖,不少人如饥渴难耐时得了一桶清水,但其中甘苦,也各有各的说法。媒体、评论家和读者对获奖者的偏向,是不好避免的;而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对作者近乎盖棺论定式的评语,对读者理解作家自然有其价值,但看看评语被引用的极高频率便知,这种明确判定的弊端。

  在新近出版的《文学即人学》的跋中,文学评论家汪兆骞重点谈及了如何对待诺贝尔文学奖这一问题,他说:“对诺奖的种种猜忌,本身便是一种政治焦虑而已。但诺奖评奖因没有绝对客观的标准,院士的个人政治倾向及美学趣味又有所不同,评奖只有靠民主投票程序最后决定,因此其公正性、严肃性就不免打折扣,诺奖受到某些质疑很正常。”但他也表示,在他看来,除了有遗珠之憾,诺奖所授予的作家的作品应是世界上最优秀的。

  采写/新京报记者张进

  文学奖不可能面面俱到

  偏见、差异与人类文化的共性并存

  新京报:在《文学即人学》的跋中,你重点谈及了对待诺贝尔文学奖的问题。你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总体态度是怎样的?

  汪兆骞:诺奖搞了110届,除了有遗珠之憾,总体上来讲,他们所授予的这些作家和作品应该是世界上最优秀的,起码应该都属于优秀范畴,是我们人类的宝贵的精神遗产。从这一点来看,它已经确立了自己的权威性。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奖像诺贝尔奖这样,能够把人们认为最优秀的作品基本上都收纳在里面,这不容易。不要带着政治焦虑来考虑这问题。

  新京报:除了政治,地域造成的文化间的巨大差异也会有影响。你认为评委们有在努力削减此种差异吗?

  汪兆骞:我们过去一直有一个非常错误的观点,认为西方不仅在政治上有霸权主义,在文化上也有霸权主义,就像你说的“地域”歧视。欧洲经过文艺复兴后,成为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域,它是否能够比较平等地对待尚未发展或者离得比较遥远、不通透的文化类型?会有不同的看法,但并未见歧视。因为你找不出来歧视,日本算不算东方?反映中国的,或者反映东方生活的作品也有很多获奖。

  人类文化有很多相通的东西,但是不能把西方的文化观完全等同于东方文化观,也不可能,因为东西方文化有差异,这种差异是文化的差异,不是政治上的差异。

  以莫言为例,他们为了读懂莫言,请了很多翻译家来翻译其作品,在法文、德文、日文等的“互文阅读”之后,他们看到了莫言作品的真相。所以诺奖的评选还是很严肃的。

  新京报:但其中还是有“语言”的问题。像你刚才说的,为了理解莫言,他们读好几种语言,但他们无法阅读汉语原文。

  汪兆骞:对。

  新京报:那你如何看待翻译造成的“流失”,这会对评委们的判断造成什么影响?

  汪兆骞:是有很多障碍,他们也意识到这一点。他们也请了很多汉学家,马悦然的夫人就是汉学家。他妻子的汉语能力,对翻译莫言确实有帮助。另外,大江健三郎作为日本作家,他不仅能够阅读,而且和莫言关系很好,还不断到莫言家乡去访问,他会把阅读莫言的感觉,转告给马悦然他们。他们读《丰乳肥臀》,特意拿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来对照莫言的作品,考虑得很仔细。所以在颁奖词中说,莫言把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的民间故事,与社会生活融合在一起(大意),评语是很慎重的。

  新京报:因为该奖的权威性,评委给出的评语几乎带有一种“盖棺论定”的性质,太多人在评论获奖者作品时引用该评语,这会不会造成遮蔽,而阻碍人们对作品理解的丰富性?

  汪兆骞:我想,任何一个文学奖在评价一个作家时,不可能面面俱到。他们一定是抓到了莫言作品里的魔幻现实主义,用这种文学手法来展现中国民间故事,展现中国的社会生活。在这一点上,他们抓的是准确的,当然莫言还有另外一些特点。比如说他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张扬,写土匪抗战等。这个方面就没有过多涉及了。

  你看看红高粱的故事理想,那样一个贫困、落后闭塞的山村,和武装到牙齿的现代军事强国日本对抗,以血肉之躯对抗,表现了一种民族的血性、强悍的生命力。我从这方面可能给莫言加分加得更多。

  他写了很多丑陋,写丑陋是为什么?拷问故乡的土地、拷问人性之丑、拷问自己的灵魂。我们过去搞大跃进,三面红旗,大炼钢铁,结果经济走向了崩溃边缘,上千万人饿死。如果作家都不去表现,那文学到底是什么?莫言就敢于把这种政治上的失误,通过农民命运表现出来,构成他追求的真正悲悯,对人性解剖后深刻的悲悯。

  新京报:在写到莫迪亚诺一章时,你在书里提及,瑞典文学院评委会中的埃斯普马克,把“记忆”视为自己重要的文学趣味。他的趣味很可能影响了莫迪亚诺的获奖。如何看待评委们文化背景、视野、趣味上的局限性?

  汪兆骞:文学的阅读是带有私人性的。对任何作品的判断,不可能完全一致,个人的意识形态、文化背景及美学趣味不同,对文学的解析也就不同。所以诺贝尔文学奖不是没有走眼过,也有很一般的。我说的是他们基本上是对的,当然也有些错误的判断。但完全把它归结为意识形态上的判断,我不认为是准确的。

  多年职业编辑

  对自己的文学判断有信心

  新京报:在书中,你在对这114位获奖作家下评语时,是只基于自己的判断,还是会考虑各方面的因素?

  汪兆骞:多年的职业编辑,我对自己的文学判断能力,充满自信。另外,你既然搞评论,你不能不看别人的评论吧,如果不一致的,我坚持自己的意见。获诺奖作家的作品,咱们翻译的我基本上都有。有的没有,比如高行健,他的《一个人的圣经》我就找不到,后来我朋友从台湾拿来一本。为写高行健,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,我不喜欢他的作品。他的作品远没有帕斯捷尔纳克的宏大命运感。

  新京报:书的标题很显眼,“文学即人学”。你认为文学和人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?

  汪兆骞:文学是宣传人类最高理想,帮助世人认识人的伟大表现的,你阅读诺奖作家的作品,会发现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度,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和不同的文化背景,但是他们的作品,在见证人类不死的良知、在人类精神价值创造的高度上,在共同拥有光明火炬家园方面,是一致的。简言之,一切都在作关于人和人性的大文章。每个人都是自己与自己灵魂的搏斗,就是人性中真善美与假丑恶的搏斗。说来说去,都是人性的东西。欧洲的人道主义精神,提出口号就是“人道”,人道就是站在以人为核心的价值观上。现在讲人类命运和经验共同体,文学不可能不是人学。

  新京报:你如何看待当下国内批评和文学之间的关系?

  汪兆骞:理论滞后于文学创作实践是不争的事实。我们鲜见高屋建瓴式真正的对文学本身的文学批评。就怕这个是不是越了政治界限,那个是不是对中央精神理解不对。

  新京报: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因素,比如人情上的关系等等。

  汪兆骞:高度政治化的文学领域,很难有正常的文学批评。大家一团和气嘛,你好,我好嘛。所以中国现在批评界没像样的文学批评。

  新京报:在书中,你对每位作家有大概五千字的评论和介绍。这样的篇幅写诺奖作家,会不会担心造成遗漏?因为每位作家都是多面向的。

  汪兆骞:肯定会。但我一再说,这本书首先不是理论研究和学术著作。我不可能对每个作家有那么准确的定位。读者如果对这些作家感兴趣的话,就拿我这当个门票,你进到诺贝尔文学圣殿,去阅读,得出你的结论。我充当的仅仅是一个导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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